青年说|追寻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的“红色基因”

1941年,随着日本侵略的加剧,为适应革命战争的需要,党的干部教育培养愈加急迫,根据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实事求是”精神,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个教育科学研究机构诞生了。这就是我们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的前身——延安中央研究院中国教育研究室。

中国教育研究室主任由时任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主管干部教育工作的李维汉(罗迈)兼任,成员有董纯才、张健、华子扬(兼研究室秘书)、陈元晖(薛尔)、李冰洁、席道崇、翟定一、王志匀、陈璧如、封梧、石澜、黄滨等十二人,分抗日根据地教育、国民党统治区教育和敌伪教育三个研究小组进行研究工作,旨在研究新民主主义的教育理论和实际,并在研究工作中培养掌握教育理论和政策的干部。


时任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主管干部教育工作的李维汉(罗迈)兼任中国教育研究室主任。

中国教育研究室的主要成员。

根据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提出的研究方针和任务,延安中央研究院各研究室展开了各自领域的研究工作,中国教育研究室也不例外。为了有计划地进行研究工作,各研究室一般都制订了三年研究规划和半年或一年执行计划,规定了具体的研究目的、任务、人员分工、时间安排、方法、步骤、组织和会议制度等。每个研究课题有分工,有讨论,有总结。室主任既参加研究指导,也亲自参加研究。

李维汉就组织全室研究人员反复学习和讨论毛泽东的《改造我们的学习》和《实事求是》报告。


中国教育研究室建立之初,李维汉就组织全室研究人员反复学 习和讨论毛泽东的《改造我们的学习》、《实事求是》等报告,并根据报告的指导思想,结合当时的实际情况拟定了中国教育研究室的三年调查研究计划和逐年的实施计划。研究内容大致包括两个部分:一是注重基础理论的学习与研究,即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理论和方法的学习;一般历史知识的学习,特别是中国的历史社会知识;外国文的学习,并经常注意研究时事动向及策略;心理学等基础知识的补习。二是强调从中国的实际出发,研究批评各种教育理论、历史与现况,即我、友、敌伪教育现况;教育史——中国教育史和西方近代教育史;现代教育思想思潮的理论研究,包括马恩列斯的教育思想、杜威的教育思想、德意军国主义教育、苏联社会主义教育、蒋介石——陈立夫教育思想、陶行知生活教育、梁漱溟乡村建设、平民教育、广西国民教育等等。年度计划翔实有序,1942年,以研究根据地国民教育为中心,加强以陕甘宁边区为主要对象的调查研究工作,主要包括小学教育、社会教育及师范教育,配合进行其他研究工作。1943年,以研究中外现代教育史为中心,计划开展下乡调查考察三四个月,继续调查研究我、友、敌伪教育现况,筹办试验乡村师范学校与乡村小学。1944年则以研究教育学基本原理及各种基本问题为中心,其中包括研究教育学的一般原理,创立新民主主义教育理论,办试验师范与小学,编写《新民主主义教育论》等,在实践的基础上与理论进行结合。

当时要求每个同志根据分工,调查研究,搜集延安已有的报刊、杂志和有关书籍,进行资料的初步整理,写成书面材料提交研究室讨论。可以说,中国教育研究室的首要任务是调查研究,通过各种类型和渠道的文献,调查研究我、友、敌伪地区抗战以来的一般教育状况,包括教育思潮、教育政策、制度、方法和实践等问题。实际调查则以学校教育为中心,以期在半年内对于新民主主义的中小学教育的建设能够提出初步的具体的建议。

在革命战争年代,中国教育研究室克服重重困难,以研究中国革命实际问题为中心,做了很多开创性的工作。当时,陕甘宁边区正处在极其复杂的斗争环境中,对于教材的选编与调查成了非常敏感的问题之一。中国教育研究室的研究人员迎难而上,就此开展了深入的调查研究,发现小学国语课本中存在着各种不同的问题。随后董纯才同志撰写了《怎样以反对党八股的精神编教材》,并发表于1942125日的《解放日报》上,他指出教材编写的6个缺点,第一是不看对象,第二是“太政治化”,第三是内容不切合实际的需要,第四是开中药铺,第五是不够大众化,第六是独断的叙述法。这为后来小学教材的选编不断科学化和儿童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从实际效果看,到1942年延安整风前夕中国教育研究室的研究工作取得了初步成绩。

19435月,中国教育研究室合并到中央党校三部,研究人员随即被纳入到相关行政组织之内。中国教育研究室时期的大部分研究人员,后来成为了新中国重要的领导干部,大多参与了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的创立和恢复重建,并先后担任所负责人。我党创办、坐标延安、革命干部,这三个要素共同构成了我院的“红色基因”。

追寻“红色基因”,我看到的是中国共产党重视教育、重视人才的高瞻远瞩。我注意到一个细节,据资料记载,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我们党仍然高度重视科研和教育事业,给予研究人员最大限度的物质保障,当时他们早上能喝到豆浆,一星期能吃到一两顿肉和馒头。回看我们院现在的伙食也非常丰富可口,在条件保障方面也继承了延安时期的光荣传统!

追寻“红色基因”,我也看到了教育科研人始终不变的红心向党、为党育人的信念。在此次党史学习教育中,我有幸访谈到华子扬老所长的女儿华立老师,她说,父亲在临终前一直念叨着“我想回延安!”

80年沧桑巨变,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始终与中国共产党和中华民族的命运紧密相连,在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与发展的伟大历史进程中,以不同的形式继承和发扬着“红色基因”,在服务国家决策、创新教育理论、指导教育实践等方面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同时也是我院建院80周年的生日,作为教育科研一线的一员,我倍感激动与自豪,同时也感到肩上的担子更重了。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党和国家的发展与改革对教育和人才的需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迫切。我们定当不忘初心、不负使命,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扛起时代赋予的责任,传承我院的红色基因,秉持“求真笃行弘道创新”的院训,研究真问题、坚定真信念,干出真效果,努力为培养好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贡献我们的科研力量

(作者: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教育发展与改革研究所 王学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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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说|追寻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的“红色基因”

中国教育报客户端 王学男

2021-06-09 16:45

1941年,随着日本侵略的加剧,为适应革命战争的需要,党的干部教育培养愈加急迫,根据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实事求是”精神,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个教育科学研究机构诞生了。这就是我们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的前身——延安中央研究院中国教育研究室。

中国教育研究室主任由时任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主管干部教育工作的李维汉(罗迈)兼任,成员有董纯才、张健、华子扬(兼研究室秘书)、陈元晖(薛尔)、李冰洁、席道崇、翟定一、王志匀、陈璧如、封梧、石澜、黄滨等十二人,分抗日根据地教育、国民党统治区教育和敌伪教育三个研究小组进行研究工作,旨在研究新民主主义的教育理论和实际,并在研究工作中培养掌握教育理论和政策的干部。


时任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主管干部教育工作的李维汉(罗迈)兼任中国教育研究室主任。

中国教育研究室的主要成员。

根据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提出的研究方针和任务,延安中央研究院各研究室展开了各自领域的研究工作,中国教育研究室也不例外。为了有计划地进行研究工作,各研究室一般都制订了三年研究规划和半年或一年执行计划,规定了具体的研究目的、任务、人员分工、时间安排、方法、步骤、组织和会议制度等。每个研究课题有分工,有讨论,有总结。室主任既参加研究指导,也亲自参加研究。

李维汉就组织全室研究人员反复学习和讨论毛泽东的《改造我们的学习》和《实事求是》报告。


中国教育研究室建立之初,李维汉就组织全室研究人员反复学 习和讨论毛泽东的《改造我们的学习》、《实事求是》等报告,并根据报告的指导思想,结合当时的实际情况拟定了中国教育研究室的三年调查研究计划和逐年的实施计划。研究内容大致包括两个部分:一是注重基础理论的学习与研究,即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理论和方法的学习;一般历史知识的学习,特别是中国的历史社会知识;外国文的学习,并经常注意研究时事动向及策略;心理学等基础知识的补习。二是强调从中国的实际出发,研究批评各种教育理论、历史与现况,即我、友、敌伪教育现况;教育史——中国教育史和西方近代教育史;现代教育思想思潮的理论研究,包括马恩列斯的教育思想、杜威的教育思想、德意军国主义教育、苏联社会主义教育、蒋介石——陈立夫教育思想、陶行知生活教育、梁漱溟乡村建设、平民教育、广西国民教育等等。年度计划翔实有序,1942年,以研究根据地国民教育为中心,加强以陕甘宁边区为主要对象的调查研究工作,主要包括小学教育、社会教育及师范教育,配合进行其他研究工作。1943年,以研究中外现代教育史为中心,计划开展下乡调查考察三四个月,继续调查研究我、友、敌伪教育现况,筹办试验乡村师范学校与乡村小学。1944年则以研究教育学基本原理及各种基本问题为中心,其中包括研究教育学的一般原理,创立新民主主义教育理论,办试验师范与小学,编写《新民主主义教育论》等,在实践的基础上与理论进行结合。

当时要求每个同志根据分工,调查研究,搜集延安已有的报刊、杂志和有关书籍,进行资料的初步整理,写成书面材料提交研究室讨论。可以说,中国教育研究室的首要任务是调查研究,通过各种类型和渠道的文献,调查研究我、友、敌伪地区抗战以来的一般教育状况,包括教育思潮、教育政策、制度、方法和实践等问题。实际调查则以学校教育为中心,以期在半年内对于新民主主义的中小学教育的建设能够提出初步的具体的建议。

在革命战争年代,中国教育研究室克服重重困难,以研究中国革命实际问题为中心,做了很多开创性的工作。当时,陕甘宁边区正处在极其复杂的斗争环境中,对于教材的选编与调查成了非常敏感的问题之一。中国教育研究室的研究人员迎难而上,就此开展了深入的调查研究,发现小学国语课本中存在着各种不同的问题。随后董纯才同志撰写了《怎样以反对党八股的精神编教材》,并发表于1942125日的《解放日报》上,他指出教材编写的6个缺点,第一是不看对象,第二是“太政治化”,第三是内容不切合实际的需要,第四是开中药铺,第五是不够大众化,第六是独断的叙述法。这为后来小学教材的选编不断科学化和儿童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从实际效果看,到1942年延安整风前夕中国教育研究室的研究工作取得了初步成绩。

19435月,中国教育研究室合并到中央党校三部,研究人员随即被纳入到相关行政组织之内。中国教育研究室时期的大部分研究人员,后来成为了新中国重要的领导干部,大多参与了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的创立和恢复重建,并先后担任所负责人。我党创办、坐标延安、革命干部,这三个要素共同构成了我院的“红色基因”。

追寻“红色基因”,我看到的是中国共产党重视教育、重视人才的高瞻远瞩。我注意到一个细节,据资料记载,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我们党仍然高度重视科研和教育事业,给予研究人员最大限度的物质保障,当时他们早上能喝到豆浆,一星期能吃到一两顿肉和馒头。回看我们院现在的伙食也非常丰富可口,在条件保障方面也继承了延安时期的光荣传统!

追寻“红色基因”,我也看到了教育科研人始终不变的红心向党、为党育人的信念。在此次党史学习教育中,我有幸访谈到华子扬老所长的女儿华立老师,她说,父亲在临终前一直念叨着“我想回延安!”

80年沧桑巨变,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始终与中国共产党和中华民族的命运紧密相连,在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与发展的伟大历史进程中,以不同的形式继承和发扬着“红色基因”,在服务国家决策、创新教育理论、指导教育实践等方面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同时也是我院建院80周年的生日,作为教育科研一线的一员,我倍感激动与自豪,同时也感到肩上的担子更重了。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党和国家的发展与改革对教育和人才的需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迫切。我们定当不忘初心、不负使命,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扛起时代赋予的责任,传承我院的红色基因,秉持“求真笃行弘道创新”的院训,研究真问题、坚定真信念,干出真效果,努力为培养好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贡献我们的科研力量

(作者: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教育发展与改革研究所 王学男)

青年说|追寻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的“红色基因”

中国教育报客户端 王学男

2021-06-09 16: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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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教育报客户端 王学男

2021-06-09 16:45

1941年,随着日本侵略的加剧,为适应革命战争的需要,党的干部教育培养愈加急迫,根据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实事求是”精神,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个教育科学研究机构诞生了。这就是我们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的前身——延安中央研究院中国教育研究室。

中国教育研究室主任由时任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主管干部教育工作的李维汉(罗迈)兼任,成员有董纯才、张健、华子扬(兼研究室秘书)、陈元晖(薛尔)、李冰洁、席道崇、翟定一、王志匀、陈璧如、封梧、石澜、黄滨等十二人,分抗日根据地教育、国民党统治区教育和敌伪教育三个研究小组进行研究工作,旨在研究新民主主义的教育理论和实际,并在研究工作中培养掌握教育理论和政策的干部。


时任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主管干部教育工作的李维汉(罗迈)兼任中国教育研究室主任。

中国教育研究室的主要成员。

根据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提出的研究方针和任务,延安中央研究院各研究室展开了各自领域的研究工作,中国教育研究室也不例外。为了有计划地进行研究工作,各研究室一般都制订了三年研究规划和半年或一年执行计划,规定了具体的研究目的、任务、人员分工、时间安排、方法、步骤、组织和会议制度等。每个研究课题有分工,有讨论,有总结。室主任既参加研究指导,也亲自参加研究。

李维汉就组织全室研究人员反复学习和讨论毛泽东的《改造我们的学习》和《实事求是》报告。


中国教育研究室建立之初,李维汉就组织全室研究人员反复学 习和讨论毛泽东的《改造我们的学习》、《实事求是》等报告,并根据报告的指导思想,结合当时的实际情况拟定了中国教育研究室的三年调查研究计划和逐年的实施计划。研究内容大致包括两个部分:一是注重基础理论的学习与研究,即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理论和方法的学习;一般历史知识的学习,特别是中国的历史社会知识;外国文的学习,并经常注意研究时事动向及策略;心理学等基础知识的补习。二是强调从中国的实际出发,研究批评各种教育理论、历史与现况,即我、友、敌伪教育现况;教育史——中国教育史和西方近代教育史;现代教育思想思潮的理论研究,包括马恩列斯的教育思想、杜威的教育思想、德意军国主义教育、苏联社会主义教育、蒋介石——陈立夫教育思想、陶行知生活教育、梁漱溟乡村建设、平民教育、广西国民教育等等。年度计划翔实有序,1942年,以研究根据地国民教育为中心,加强以陕甘宁边区为主要对象的调查研究工作,主要包括小学教育、社会教育及师范教育,配合进行其他研究工作。1943年,以研究中外现代教育史为中心,计划开展下乡调查考察三四个月,继续调查研究我、友、敌伪教育现况,筹办试验乡村师范学校与乡村小学。1944年则以研究教育学基本原理及各种基本问题为中心,其中包括研究教育学的一般原理,创立新民主主义教育理论,办试验师范与小学,编写《新民主主义教育论》等,在实践的基础上与理论进行结合。

当时要求每个同志根据分工,调查研究,搜集延安已有的报刊、杂志和有关书籍,进行资料的初步整理,写成书面材料提交研究室讨论。可以说,中国教育研究室的首要任务是调查研究,通过各种类型和渠道的文献,调查研究我、友、敌伪地区抗战以来的一般教育状况,包括教育思潮、教育政策、制度、方法和实践等问题。实际调查则以学校教育为中心,以期在半年内对于新民主主义的中小学教育的建设能够提出初步的具体的建议。

在革命战争年代,中国教育研究室克服重重困难,以研究中国革命实际问题为中心,做了很多开创性的工作。当时,陕甘宁边区正处在极其复杂的斗争环境中,对于教材的选编与调查成了非常敏感的问题之一。中国教育研究室的研究人员迎难而上,就此开展了深入的调查研究,发现小学国语课本中存在着各种不同的问题。随后董纯才同志撰写了《怎样以反对党八股的精神编教材》,并发表于1942125日的《解放日报》上,他指出教材编写的6个缺点,第一是不看对象,第二是“太政治化”,第三是内容不切合实际的需要,第四是开中药铺,第五是不够大众化,第六是独断的叙述法。这为后来小学教材的选编不断科学化和儿童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从实际效果看,到1942年延安整风前夕中国教育研究室的研究工作取得了初步成绩。

19435月,中国教育研究室合并到中央党校三部,研究人员随即被纳入到相关行政组织之内。中国教育研究室时期的大部分研究人员,后来成为了新中国重要的领导干部,大多参与了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的创立和恢复重建,并先后担任所负责人。我党创办、坐标延安、革命干部,这三个要素共同构成了我院的“红色基因”。

追寻“红色基因”,我看到的是中国共产党重视教育、重视人才的高瞻远瞩。我注意到一个细节,据资料记载,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我们党仍然高度重视科研和教育事业,给予研究人员最大限度的物质保障,当时他们早上能喝到豆浆,一星期能吃到一两顿肉和馒头。回看我们院现在的伙食也非常丰富可口,在条件保障方面也继承了延安时期的光荣传统!

追寻“红色基因”,我也看到了教育科研人始终不变的红心向党、为党育人的信念。在此次党史学习教育中,我有幸访谈到华子扬老所长的女儿华立老师,她说,父亲在临终前一直念叨着“我想回延安!”

80年沧桑巨变,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始终与中国共产党和中华民族的命运紧密相连,在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与发展的伟大历史进程中,以不同的形式继承和发扬着“红色基因”,在服务国家决策、创新教育理论、指导教育实践等方面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同时也是我院建院80周年的生日,作为教育科研一线的一员,我倍感激动与自豪,同时也感到肩上的担子更重了。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党和国家的发展与改革对教育和人才的需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迫切。我们定当不忘初心、不负使命,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扛起时代赋予的责任,传承我院的红色基因,秉持“求真笃行弘道创新”的院训,研究真问题、坚定真信念,干出真效果,努力为培养好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贡献我们的科研力量

(作者: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教育发展与改革研究所 王学男)

青年说|追寻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的“红色基因”

中国教育报客户端 王学男

2021-06-09 16:45

1941年,随着日本侵略的加剧,为适应革命战争的需要,党的干部教育培养愈加急迫,根据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实事求是”精神,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个教育科学研究机构诞生了。这就是我们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的前身——延安中央研究院中国教育研究室。

中国教育研究室主任由时任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主管干部教育工作的李维汉(罗迈)兼任,成员有董纯才、张健、华子扬(兼研究室秘书)、陈元晖(薛尔)、李冰洁、席道崇、翟定一、王志匀、陈璧如、封梧、石澜、黄滨等十二人,分抗日根据地教育、国民党统治区教育和敌伪教育三个研究小组进行研究工作,旨在研究新民主主义的教育理论和实际,并在研究工作中培养掌握教育理论和政策的干部。


时任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主管干部教育工作的李维汉(罗迈)兼任中国教育研究室主任。

中国教育研究室的主要成员。

根据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提出的研究方针和任务,延安中央研究院各研究室展开了各自领域的研究工作,中国教育研究室也不例外。为了有计划地进行研究工作,各研究室一般都制订了三年研究规划和半年或一年执行计划,规定了具体的研究目的、任务、人员分工、时间安排、方法、步骤、组织和会议制度等。每个研究课题有分工,有讨论,有总结。室主任既参加研究指导,也亲自参加研究。

李维汉就组织全室研究人员反复学习和讨论毛泽东的《改造我们的学习》和《实事求是》报告。


中国教育研究室建立之初,李维汉就组织全室研究人员反复学 习和讨论毛泽东的《改造我们的学习》、《实事求是》等报告,并根据报告的指导思想,结合当时的实际情况拟定了中国教育研究室的三年调查研究计划和逐年的实施计划。研究内容大致包括两个部分:一是注重基础理论的学习与研究,即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理论和方法的学习;一般历史知识的学习,特别是中国的历史社会知识;外国文的学习,并经常注意研究时事动向及策略;心理学等基础知识的补习。二是强调从中国的实际出发,研究批评各种教育理论、历史与现况,即我、友、敌伪教育现况;教育史——中国教育史和西方近代教育史;现代教育思想思潮的理论研究,包括马恩列斯的教育思想、杜威的教育思想、德意军国主义教育、苏联社会主义教育、蒋介石——陈立夫教育思想、陶行知生活教育、梁漱溟乡村建设、平民教育、广西国民教育等等。年度计划翔实有序,1942年,以研究根据地国民教育为中心,加强以陕甘宁边区为主要对象的调查研究工作,主要包括小学教育、社会教育及师范教育,配合进行其他研究工作。1943年,以研究中外现代教育史为中心,计划开展下乡调查考察三四个月,继续调查研究我、友、敌伪教育现况,筹办试验乡村师范学校与乡村小学。1944年则以研究教育学基本原理及各种基本问题为中心,其中包括研究教育学的一般原理,创立新民主主义教育理论,办试验师范与小学,编写《新民主主义教育论》等,在实践的基础上与理论进行结合。

当时要求每个同志根据分工,调查研究,搜集延安已有的报刊、杂志和有关书籍,进行资料的初步整理,写成书面材料提交研究室讨论。可以说,中国教育研究室的首要任务是调查研究,通过各种类型和渠道的文献,调查研究我、友、敌伪地区抗战以来的一般教育状况,包括教育思潮、教育政策、制度、方法和实践等问题。实际调查则以学校教育为中心,以期在半年内对于新民主主义的中小学教育的建设能够提出初步的具体的建议。

在革命战争年代,中国教育研究室克服重重困难,以研究中国革命实际问题为中心,做了很多开创性的工作。当时,陕甘宁边区正处在极其复杂的斗争环境中,对于教材的选编与调查成了非常敏感的问题之一。中国教育研究室的研究人员迎难而上,就此开展了深入的调查研究,发现小学国语课本中存在着各种不同的问题。随后董纯才同志撰写了《怎样以反对党八股的精神编教材》,并发表于1942125日的《解放日报》上,他指出教材编写的6个缺点,第一是不看对象,第二是“太政治化”,第三是内容不切合实际的需要,第四是开中药铺,第五是不够大众化,第六是独断的叙述法。这为后来小学教材的选编不断科学化和儿童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从实际效果看,到1942年延安整风前夕中国教育研究室的研究工作取得了初步成绩。

19435月,中国教育研究室合并到中央党校三部,研究人员随即被纳入到相关行政组织之内。中国教育研究室时期的大部分研究人员,后来成为了新中国重要的领导干部,大多参与了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的创立和恢复重建,并先后担任所负责人。我党创办、坐标延安、革命干部,这三个要素共同构成了我院的“红色基因”。

追寻“红色基因”,我看到的是中国共产党重视教育、重视人才的高瞻远瞩。我注意到一个细节,据资料记载,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我们党仍然高度重视科研和教育事业,给予研究人员最大限度的物质保障,当时他们早上能喝到豆浆,一星期能吃到一两顿肉和馒头。回看我们院现在的伙食也非常丰富可口,在条件保障方面也继承了延安时期的光荣传统!

追寻“红色基因”,我也看到了教育科研人始终不变的红心向党、为党育人的信念。在此次党史学习教育中,我有幸访谈到华子扬老所长的女儿华立老师,她说,父亲在临终前一直念叨着“我想回延安!”

80年沧桑巨变,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始终与中国共产党和中华民族的命运紧密相连,在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与发展的伟大历史进程中,以不同的形式继承和发扬着“红色基因”,在服务国家决策、创新教育理论、指导教育实践等方面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同时也是我院建院80周年的生日,作为教育科研一线的一员,我倍感激动与自豪,同时也感到肩上的担子更重了。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党和国家的发展与改革对教育和人才的需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迫切。我们定当不忘初心、不负使命,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扛起时代赋予的责任,传承我院的红色基因,秉持“求真笃行弘道创新”的院训,研究真问题、坚定真信念,干出真效果,努力为培养好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贡献我们的科研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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